个人简历：

    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 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主要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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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敬  琏  小  传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祖籍江苏武进（常州）。外曾祖父邓命辰早年在家乡奉节县从事采矿业和其他实业活动。1891年，即重庆开埠通商之年，“为挽回中国利源”，把他和另一位四川同乡在日本经营的森昌火柴厂迁回重庆，兴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工厂[1]。外祖父邓孝然是1909年建立的大型民办企业“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他和胞兄邓孝可参加了1911-1912年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邓孝可则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父母亲（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的《新民报》，则以为中等阶层立言的政治态度和新颖活泼的文字版面深得读者喜爱，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一个在全国五个城市拥有八张报纸的报业公司，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永远的民间回声[2]。

从先辈那里，吴敬琏秉承了爱国、强国的赤子之心；为人、处世的正直坦荡；学习、工作的勤勉认真以及求真、求实的不屈不挠。正象他缅怀母亲时说的：“母亲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把自己对社会理念的执著追求同企业家的精明计算和勇敢创新结合在一起。这种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求实态度和顽强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性格特征，是最值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3]。

少年吴敬琏曾经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追随先人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为此，他迷恋“数、理、化、生”课程，渴望中国能够创立自己的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实现国家的富强太平。但是先辈们谋求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何其艰难曲折，令人沮丧。曾外祖父曾经一度拥有每年30-40万两白银的销售收入和大量盈利的火柴公司，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倾销的狂潮中倒闭了。外祖父也在他兴办的种种实业屡遭失败后，赍志而殁。特别是，吴敬琏亲眼目睹了父母如何苦心经营《新民报》，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备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步履维艰。由于《新民报》的政治倾向，报社一再遭受迫害，直至发生1947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南京《新民报》日晚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使青年吴敬琏在“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实现科学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便越来越倾向于进步思想，想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因为中国的振兴，在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几年的读书思索，吴敬琏成长为一个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进分子”，他完全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阐明的道理，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他坚信不疑的道路[4]。

当新中国诞生之时，吴敬琏怀着满心喜悦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决心投身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

[1]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62页。

[2] 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吴敬琏：“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纪念母亲”，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390页。

[4] 参见吴敬琏:“中国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原载《我的经济观》第3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35-598页。